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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核条令会因多种因素而变化。首先，一个国家的核门槛可能会发生改变，进而推动核条令的改变，核武器将会因此纳入常规战争之中。常规作战能力较弱的国家通常会接受较低的核门槛，从而将核武器的使用与常规战争中的挫败联系起来。其次，一个国家核条令背后的假设也可能发生改变，而这将会对其核条令产生影响。采取相对僵化核态势的国家往往认为，仅仅是核武器的应用声明便足以达到威慑效果；而采取更灵活核态势的国家则认为，拥有对手认为可信的核武器应用选项至关重要。当一个国家被认为在常规作战中处于劣势，从而依赖其核能力进行威慑时，最大化可信度可能是可取的。此外，当一个国家预期其领土将遭受侵略时，其很有可能将研发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并允许在其领土上应用此类核武器。
展开剩余90%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核条令在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多年内几经调整，而相关的核武器应用门槛也随之波动。这既折射出俄军常规战力的不断变化，也反映出了美国相关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
俄罗斯核条令在俄乌冲突前的演变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十年，俄罗斯面对北约的常规打击能力优势，逐步形成了一套“灵活反应”的核战略。1993年，俄军的相关军事条令首次明确放弃了苏联时期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转而以核武器作为对抗北约常规打击能力优势的核心手段。2000年，俄军的相关军事条令进一步降低了核武器使用门槛，提出了俄军可以在“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这标志着俄罗斯正式将战术核武器纳入战区级威慑体系。
与此同时，俄军开始研制低当量核武器，意图在不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的前提下，打击敌方军事目标。此后，俄军2010年和2014年的相关军事条令将核武器使用门槛重新提高至“国家生存受到威胁”，但也首次引入了“常规威慑”概念，并明确提出了“主观不可接受损失”等术语，这反映出俄罗斯试图在核威慑与核武器的实际应用之间寻找平衡。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核战略思维有两个特点，即“核声明的高门槛”以及“战术核武器的有限应用”。一方面，为应对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可能发展出的“反制打击”能力，俄罗斯通常在核声明中保持较高的核武器应用门槛，以维护战略稳定；另一方面，为弥补常规打击能力方面的劣势，俄军在实际部署和演习（例如：“西方-2009”演习）中不断演练战术核武器的有限应用，以实现对敌方的“剂量式”核威慑。这种“高门槛+有限应用”的组合，构成了俄罗斯版的“灵活反应”式核战略。
然而，从2017年起，俄罗斯的这种核战略开始发生改变。随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部署低当量核武器（例如：W76-2低当量核弹头），并发展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声速打击武器（例如：“常规快速打击”导弹）和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IAMD），俄罗斯愈发担忧其二次核打击装备的生存能力。2020年版的《俄联邦核威慑国家政策基本原则》删除了有关“核武器灵活应用”的措辞，转而强调“任何针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射行动”均可触发俄罗斯的核报复，并明确提出“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空天打击行动”也可作为俄罗斯应用核武器的触发条件。这一转变标志着俄罗斯从此前较为灵活的“剂量式”核威慑战略转向由固定条件触发的“战区级核战”战略。
此后，俄军开始大规模部署“先锋”高超声速导弹、“波塞冬”核鱼雷等新型战略核打击武器，并将核潜艇常态化部署至靠近美国本土的海域或冰面之下，以压缩美军的预警时间。这些举措是俄罗斯对美国“反制打击+战区防御”组合威胁的结构性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试图通过“对称升级”的方式来恢复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
美国正在研制的“常规快速打击”导弹（图片来源于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俄乌冲突对俄罗斯核条令的影响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发展，俄军的实战表现暴露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常规弹药打击效率未达预期、缺乏完善的打击指控体系、打击平台生存能力受限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揭露了俄军在常规打击领域的不足，也在一步步强化俄军对战术核武器的需求。
1.常规弹药打击效率未达预期
俄军似乎严重低估了对关键军事目标造成重大破坏所需的导弹齐射规模。例如，2022年2月25日，俄军使用6至8枚巡航导弹对乌军的奥泽尔内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于次日使用5枚巡航导弹对乌军的斯塔罗孔斯季尼夫空军基地进行打击。2022年3月，俄军使用8枚KH-101导弹和1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对乌军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进行打击。然而，此类规模的导弹打击可能不足以瘫痪乌军机场。
俄罗斯前总参谋部官员康斯坦丁·西夫科夫（Konstantin Sivkov）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考虑到敌方的防空力量，在大规模战争中，进攻方大约需要18枚导弹才能影响敌方空军基地的正常作战行动。此外，美军曾在2017年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以打击叙利亚霍姆斯省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战后评估显示，如此多的巡航导弹似乎并未完全摧毁该机场。有鉴于此，俄军在俄乌冲突初期的“大规模”远程打击行动可能远未达到其作战目标。
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西方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这些系统使得俄军更难以通过常规打击能力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和压制。诸如IRIS-T短程红外制导空空导弹之类的系统，在部署初期对俄罗斯导弹的拦截成功率达到了82%。乌军声称，其对于KH-101和3M-14“口径”巡航导弹的平均拦截率约为67%。即使像KH-47M2“匕首”（Kinzhal）这样高超声速弹道导弹也有可能被乌军的“爱国者”-3拦截弹拦截，乌军称其对“匕首”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的拦截率为25%。
如果KH-101导弹的损失率真的达到了67%，那么针对乌空军基地等目标的俄军巡航导弹数量可能需要增加三倍，这将显著影响俄军战前对在局部战争中发动常规打击所需导弹数量的评估，并可能导致实际使用导弹数量的显著增加。增加常规弹药产量或许可以让俄军在更快的导弹消耗速度下维持作战，但在某些情况下，弹药储存量和对抗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所需的复杂规划，可能将大幅限制俄军的实际作战节奏，使得俄军的作战目标无法在预期的时间范围内达成。这一切可能将强化俄军在战区范围内使用核武器的内在动机，迫使俄军通过战术核打击快速实现预期的打击效果。
俄军的“匕首”高超声速弹道导弹（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俄军缺乏完善的打击指控体系
俄乌冲突爆发前，一名俄罗斯军事期刊作者曾指出，俄军缺乏统一的打击指控架构，并且最终打击决策权通常落在俄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OSK）司令员及其参谋手中，而这些指挥人员多为俄陆军出身。这使得俄军所组织的打击行动存在指控与规划能力不足、多维火力整合程度较为有限、指挥链路过长、目标甄选标准偏重陆军逻辑等问题。不仅如此，俄军近年来的活动或实战结果也表明，其打击规划能力面临多种限制，其中包括21世纪10年代俄军组织内部关于空天攻防管理权的矛盾、俄乌冲突初期的指挥混乱、对乌军动态目标的打击效果差强人意等。
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发展，俄军规划和指挥打击行动的能力已有显著提升，打击行动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在整个俄乌冲突期间，俄军公开的单日最大导弹发射量还未超过82枚，且巡航导弹打击行动之间往往间隔数日。这可能意味着俄军的打击指控和规划能力还稍显不足。
此外，能否生成足够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或许也是影响俄军打击规划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数据与目标发现和航路规划息息相关。俄军在乌克兰似乎尚未在此方面遇到明显障碍，但其是否能在范围更大且人力情报优势未必同等充分的环境下支持更大规模打击战役仍是未知数。2018年一篇名为《导弹规划培训手册》（Missile Planning Training Manual）的俄文文章指出，打击作战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密集型活动，并暗示俄军的相关支持数据库当时仍在建设之中。
3.北约防空体系的发展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各国加速补齐防空缺口。英国斥资5亿美元升级海军“紫菀”-30防空导弹系统；波兰北部雷兹科沃陆基“宙斯盾”系统于2024年7月投入使用；德、意、西三国联合研制“欧洲天空之盾”统一数据链，把IRIS-T系统、“爱国者”系统、“箭”-3系统纳入同一火控网；西班牙和意大利正牵头开发机动式激光防空系统。
欧洲防空能力的提升可能将在北约与俄罗斯的潜在冲突中，压缩俄军常规打击武器的打击空间，并削弱俄军常规打击的效果。俄军并非绝对无法突破此类系统，实现对北约重要目标的打击，但在面对坚固防空网时，其常规打击手段可能已难以在局部战争的初始阶段迅速实现预期的打击和压制效果。这或许将强化俄军对战术核武器的需求。
4.俄军打击平台受到威胁
俄乌冲突表明，北约能够获取俄战略轰炸机的定位和出动情况，并将其与乌军共享。海上领域亦然。俄黑海舰队的舰艇动向似乎都被北约所掌握，乌军可利用相关情报，对俄军舰艇进行精确打击。目前，俄黑海舰队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舰艇。这一切使得俄军打击平台的生存能力饱受质疑。若俄罗斯未来与北约爆发冲突，并且冲突持续时间更长，俄军非战略核武器投送平台（轰炸机、舰艇等）的损失可能将更大，而其战术核武器投射能力可能将因此遭到削弱。
总而言之，在俄乌冲突中，俄军被迫快速消耗大量的巡航导弹打击乌军事目标，其消耗速度远超战前预估，却未能换来预期的毁伤效果。西方防空系统的持续拦截，使俄军导弹损耗不断攀升；乌军对俄军战区级打击武器的拦截率亦颇为可观，进一步削弱俄军的实际打击效能，毁伤评估随之失真。俄军对于有效齐射规模的评估、自身打击平台的生存能力、远程打击行动规划体系的不足等因素都制约着俄军打击行动的具体实施。有鉴于此，若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与北约爆发冲突，俄军恐难凭常规精确武器压制对方空中力量，战术核武器或正成为其“合理”选项。
俄军可能获得的经验教训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指出，在未来的局部战争中，俄军动用核武器的动机可能会有所增强，原因在于：即使是在俄乌冲突这样的一场局部战争中，俄军已消耗了大量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并且其战区打击平台面临极大的生存风险。这可能进一步迫使俄军尽早启动“一次性、大规模”核打击行动，并抛弃原先的“有限规模首次核打击”计划。除此之外，俄军可能还意识到，要想压制北约的防空与反导系统，其需投入远比俄乌冲突前所预期的更多兵力，这又使得俄军有理由通过大规模核打击行动，来摧毁北约的军事目标。这些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并不一定会改变俄罗斯核武器应用规划的根本假设，但可能会使俄军进一步转向由固定条件触发的“战区级核战”战略。
俄罗斯于2024年11月9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或许就是上述转向的一部分。该文件的发布是继2020年后俄核战略的首次系统性更新，核心变化是扩大核威慑范围、降低使用门槛，并列明可能触发俄罗斯核武器应用的具体条件，以回应俄乌冲突战场上的远程打击升级。
如果欧洲的防空反导系统与远程打击系统同步发展，俄军可能将更倾向于在战区层面“更早、更大规模地使用核武器”。在可能爆发的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中，俄军需有效压制此类系统，以在整场冲突中维持其有效的战略核打击能力。然而，多位俄罗斯军事评论员曾含蓄地承认：俄军以常规手段摧毁此类系统的“杀伤链”需要众多支持，这些支持可能已经超出其当前乃至未来的能力范围。例如，一篇名为《战术航空兵使用高精度武器摧毁敌方反导设施的空间和时间模型》（A Spatial and Temporal Model of the Defeat of Missile Defence Facilities of the Enemy by Use of Operational Tactical Aviation with the Use of High Precision Weapons）的俄文文章指出，要远程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需要无人机、固定翼飞机、卫星、远程导弹等武器装备的协同作战；鉴于俄军在俄乌冲突初期难以有效打击乌军S-300防空导弹营，且在200公里纵深外的实时目标指示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若北约的防空反导系统与远程打击系统继续升级，俄军将难以用常规手段完成压制，核打击行动似乎已成唯一选择。
此外，在俄乌冲突中，俄军在海上作战中面临的挑战也十分突出。包括退役俄军高级军官在内的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员均承认，俄海军难以通过常规手段与实力更强的他国海军抗衡。俄罗斯未能成功替换苏联时期研制的“传奇”（Legenda）卫星星座等太空目标指示系统，且其水面舰队以小型舰艇为主，生存力有限，这一系列因素制约着俄军的海上作战能力。在实际作战中，俄军难以稳定追踪乌海军“尤里·奥列菲连科”（Yuri Olefirenko）号等动态目标，并且在塞瓦斯托波尔港面临持续的损失，这都证明俄水面舰队难以凭常规战力取胜。在极为有利的态势感知条件下尚且如此，更遑论远洋作战。
虽然核武器并非打击海上机动目标和陆上机动目标的利器，也无法有效解决俄军的目标指示问题，但是它可能将为俄军的打击行动提供更大的容错空间。例如，核巡航导弹可在约3公里外以超压破坏舰体，而1兆吨当量的核鱼雷或深水炸弹可毁伤6公里范围内潜艇。在港口的攻击型核潜艇或机动发射车等固定/半固定目标，则更易被核武器摧毁。
总体而言，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可能强化了俄军中对于“常规手段难以压制北约一体化防空与远程火力”的判断，并使其对战术核武器的需求有所提升。由特定条件触发的“一次性、大规模”核打击行动或逐步成为俄军实战中的合理选择之一，而俄罗斯的核条令可能会因此而做出改变。
总结俄乌冲突暂时还未改变俄罗斯核条令的总体发展方向，却急剧放大了其内在矛盾：一方面，俄军仍希望通过常规武器的发展（例如：列装“榛树”高超声速弹道导弹），弥补其常规打击领域的能力不足，扩大领导层的关键决策窗口，保留有限核升级选项；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的战场现实与欧洲一体化防空体系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正迫使俄罗斯转向由固定条件触发的“战区级核战”战略，并筹划大规模早期核打击行动，以保全自身核武库与战略纵深。俄罗斯于2024年11月发布的新版核条令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未来，俄军可能会进一步列装“榛树”高超声速弹道导弹、S-500防空系统等装备，以寻求在常规领域重建战略平衡，而其核条令的发展可能将与常规力量的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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